“人才引领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湖北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必须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人才引领驱动”。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核心支撑在人才,关键是要坚持人才引领驱动,走出一条从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的发展道路。
近年来,从出台人才发展激励“十六条”,到支持湖北实验室开展人才管理体制改革,再到首次在全省范围开展“人才服务月”活动……一项项有力举措,正将“惟楚有才”的美誉转化为“人才兴鄂”的现实生产力,“湖北造就人才、人才成就事业”的发展生态已然形成。
踏上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湖北坚持人才引领驱动,以人才“智高点”抢占发展“制高点”,拉开了以人才之能助力先行区建设的行动大幕。
坚持以用为本,建立以人才核心支撑的科技创新和产业竞争优势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
积极创建武汉国家级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平台,依托在鄂全国重点实验室、湖北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高能级创新载体,组织广大科技人才开展“尖刀”技术攻关,涌现出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有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人才引领产业,产业集聚人才,产才融合发展,是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由之路。
荆门高新区通过引进锂电行业巨头湖北亿纬动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金成博士、循环经济龙头企业格林美公司董事长许开华教授投资兴业,带动新宙邦、恩捷股份、科达利等产业链细分领域项目集群落户,形成化工循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3条千亿级产业链。目前,荆门高新区人才总量已近7万人,柔性引进两院“院士”2人,入选国家级和省级重点人才计划专家10人。
推进人才发展一体化,赋能区域协调发展
去年12月底,“武汉都市圈”“襄阳都市圈”“宜荆荆都市圈”人才发展联盟相继揭牌运行,以人才一体化示范引领区域协调发展一体化,增强城市群整体竞争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鄂州与武汉5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组建产业技术研究院3家,创建省级科技创新平台28家,引进专家教授612名。黄石联合武汉高校组建12家主导产业技术研究院,集聚科技领军人才和核心专家78名。黄冈与武汉60余所高校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转化科技成果194项……
湖北隆中实验室与湖北应急产业技术研究院(随州)、湖北华阳汽车变速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十堰)签订人才发展合作协议,致力促进人才资源共建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宜昌、荆州、荆门、恩施积极谋划绘制《宜荆荆恩千亿产业人才地图》,引导人才向区域内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集聚。
完善人才战略布局,把建设战略人才力量作为重中之重来抓
战略人才力量是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我省制定《关于支持战略科技人才后备力量的若干措施》,从量身定制搭建科研和学术交流平台、周期内给予每人500万元经费支持、提供礼遇和绿色通道服务等10个方面,给予战略科技后备人才“见苗浇水、精准滴灌”式支持。
优化实施省科技创新战略团队项目,将解决“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问题作为项目遴选重要条件,重点面向光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新材料、生物健康等领域,遴选79个科技创新团队,其中35个涉及技术攻关,474名科技人才参与其中。
持续实施省青年拔尖人才培养项目,在首批遴选135人的基础上,首次采取“评审制+举荐制”方式,择优选拔第二批110名青年人才,两批次全周期支持资金达1.3亿元。加强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力度,我省获批12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项目,立项数居全国第4。
制定出台《关于加强卓越工程师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试行)》,成为该领域全国第一份省级层面出台的综合性文件。对标全省重大产业布局,推动建设卓越工程师校企“1+1”实践实训基地。组建省制造业工程师协会,开展全球光电子信息卓越工程师大赛,吸引海内外优秀工程技术人才来鄂创新创业。
坚持各方面人才一起抓,技工院校在校生突破10万人,社会事业人才总量突破6.5万人,全省人才队伍规模、结构、层次进一步优化。
放权松绑减负,让人才各尽其用、各展其才
近年来,我省聚焦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服务、支持、激励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纵深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人才创新创造活力进一步迸发。
——加快放权,向用人主体真授权、授到位。去年,长飞光纤、华工科技、高德红外、人福医药、华中数控、盛隆电气、国创高科等7家高新技术企业获授高级职称评审权。
——减少“繁文缛节”,让人才有更多自主支配权。出台“松绑财政科研经费20条”,试行科研经费“包干制”、行政助理、经费审计师等制度,赋予重点用人单位和战略科技人才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
——强化激励,让人才有更多获得感。在湖北自贸区试行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个税奖补政策;对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等高层次人才实行年薪制、协议工资制、项目工资等灵活多样的收入分配形式;武汉市经开区发布 “人才政策黄金十条”:对战略科技人才,给予最高1亿元资金资助……
——合理评价,催发人才创新激情。深入推进国家科技成果评价改革试点,承接开展国家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着力破解科技成果评价、科技人才评价难题;制定特殊人才举荐认定办法,展示湖北“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开放姿态;在全国率先推行人才动态评价“注册制”“积分制”,构建多元化人才评价制度。
办好人才“关键小事”,塑造以诚待才的人才发展生态
我省从优化人才环境、提供便利化服务等方面着手,涵养“近悦远来”的人才发展生态——
去年,首次在全省范围内集中组织“人才服务月”活动,开展政策宣讲活动1368场次,直接受益97万余人次,推出金融支持人才产品200余款,组织7000余名专家人才参加健康体检,协调解决3000余名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问题,筹集人才房源7.5万余套,发放人才房补超过2400万元,人才获得感、归属感进一步增强。
宜昌市健全以“实习求职免费住、就业3年免房租、购房帮忙付首付、购房贷款提额度、公积金还款无压力”为核心的人才低成本易居政策体系,并在全国首创推出在校大中专学生预缴住房储备金制度,受到广大人才热烈欢迎。
眼下,荆楚大地正在成为各方英才心生向往之地、价值实现之地。奋进建设先行区新征程,各类人才奋楫争先正当时。(李婷)
东西问丨吴家玮:教育如何助建中美桥梁?******
中新社旧金山12月15日电 题:教育如何助建中美桥梁?
——专访美国大学首位华人校长吴家玮
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近几十年来,随着一批批中国留学生走出国门求学,中国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日趋紧密。东西方教育在哪些方面可以实现互鉴?教育如何助建中美桥梁?中新社“东西问”专栏近日专访美国大学首位华人校长、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请他谈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在《玻璃天花板:吴家玮回忆录》中提到“打破学界的玻璃天花板”。在这一过程中,您华人身份的优势和挑战是什么?
吴家玮:我在美国的教研之路完全是沿着学界惯例走过来的,可以说是“循规蹈矩”。我30多岁当上系主任,40多岁当上院长、校长,于是被人说成是“打破了玻璃天花板”。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华人,我遇到过挑战,担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期间感受尤深。
旧金山历来是一座多元且较为复杂的城市,旧金山州立大学是该市唯一的公立全科大学,学校的“一把手”难免处于众目睽睽之下,突然间来了一位在儒家思维中长大、另有一套管理模式且不太听话的华人校长,很多人不习惯。

在美国的教研之路上,华人身份没有什么明显优势,否则就不会碰上“玻璃天花板”了。但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当校长期间,儒家思维为我的管理模式带来一些积极影响。我常跟副校长、院长、教授代表等10来个人开会,讨论各种议题。众人意见不一致时,会展开讨论、辩论或是争论。如果讨论半个小时后还僵持不下,美国同事们就忍不住了,接下来就要求通过投票结束争论。而我认为,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某一个建议,才是较好的结局。这个时候我会说,我们都是有头脑的人,多谈谈总可以在各种不同的见解里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看法。因此我主持的会议尽管时间很长,但最后总能得到一个支持度相当高的共识。
中新社记者:美国高校的工作经历,为您在科大的工作带来怎样的启发?
吴家玮:我回国前夕,香港经济面临转型,必将注重科技。当时,香港将迎来回归祖国的时刻,“一国两制”政策也已确定。在此背景下,一群有学问、有经验、有理想的学者决定放弃国外的丰厚资源和舒适生活,凭可贵的团队精神在香港创办一所研究型大学。

特别是我在圣迭戈加州大学当博士后,十载后重回原校担任院长。那段经历让我认识到,要办好一所大学,研究和教学必须依靠真正一流的人才。我们在创办科大时,就是全力寻找各学术领域的一流人才加盟。
另外,圣迭戈加州大学的博雅教育理念对我在香港科大的工作也有启发。当时,港英政府只允许我们办理学院、工学院和商学院,但我坚持同时要办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我还希望每个学生主动参加文化、体育及团队活动。学校一定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否则怎么能算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可以扩展年轻人的视野,理顺他们的逻辑,赋予他们深入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思想狭隘的人很难做到真正的创新,没有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环境,科技也搞不好。
中新社记者:您曾长期在旧金山湾区工作,并于20世纪90年代先后提出“香港湾区”以及“深港湾区”的概念。在高等教育方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哪些经验?
吴家玮:旧金山湾区各种类型的高校都有,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教育建设也一定要多元化。最好能够平衡发展研究型、教学型、专业型、普及型等各种类型的高校。至于学科建设,科技创新、人文创作和社科教研同样重要,多种学科都要大力发展。研究型的高校必须注重教学,教学型的高校也不能忽视研究。

此外,高等教育不能一面倒地聚焦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也绝对不能忽视。中国过去经济落后太久,需要飞速发展,赶上发达国家,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培养了大量应用型人才。但非常关键的基础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作为科技创新和突破的基石与载体,是时候大力度发展基础研究了。
中新社记者:东西方教育在哪些方面可以实现互鉴?
吴家玮:西方发达国家因各自的历史和背景不同而发展出各有特色的教育模式,法、德、英、美等国的教育制度差别很大。在向西方借鉴的过程中,中国要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善加选择,发展符合国情的教育模式。
最近几十年,中国高校数量急剧增加,水平相应提高。目前,中国每年普通、职业本专科招生人数在1000万以上,硕士生以及博士生的招生人数分别超过100万和10万。有人说中国毕业生太多,导致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但我认为现在的高校数量和招生规模相当合理。中国有3000多所高校,美国人口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高校数量却更多。

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发展不平衡。美国的优秀大学分布在全国各地,但中国最好的大学主要集中在沿海几个大城市。五湖四海的“高材生”被吸引到这些大城市,毕业后大多不愿回老家。中国迫切需要推动教育、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在地域间均衡发展,让欠发达地区对人才具备吸引力。
中国的高等教育需要适度引进符合国情的博雅本科教育。同时,应该像西方社会那样,摈弃对大学排名的迷信、对论文和专利权数量化的追求以及对学者名衔的过度崇拜。
反向来看,中国一些教育理念也值得西方学习。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世界逐步盛行“个人主义”。而儒家推崇“集体”意识,为人在修身之余,必须关怀和注重家庭、社会以及国家的集体幸福。这些意识启发于教育。
中国一些教育方式同样值得西方借鉴。我曾看过一档英国电视节目,有一组上海的高中教师到伦敦一所高中教学。老师走进教室,学生要站起来齐声喊“老师好”。上课的时候学生不能交谈,课后还有很多作业。英国学生刚开始对这套教育方式很不习惯,但一段时间后,他们不但开始欣赏中国老师的教育方式,连考试成绩也提高了很多。
中新社记者:您的回忆录《同创香港科技大学:初创时期的故事和人物志》里,有一个章节是“助建中美桥梁——走向老家”。在您看来,教育应该如何助建中美桥梁?
吴家玮:我写这本回忆录的时期,确实还是以学术交流合作助建中美桥梁的好日子。中国落后和僵化多年后,终于打开了国门。一些有理想的优秀留学生、学者在西方吸取了先进的知识和技能,然后走向老家,在国家重启、发展的征途上作了不少贡献。同时,美国的科研也需要中国的人才。在这个阶段,两国一些科研合作相当成功。

美国人也认为,他们在许多方面也可以向中国学习。随着越来越多美国企业到中国发展,学习中文的美国人逐步增加。这些人到美国公司的中国分支机构任职,并通过与中国的合作提高本领,然后走回自己的老家。
但是,现阶段美国政治状况不容乐观,内部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令政客们以寻找外敌的手段来争取选票,中美学术交流难免受到影响。现状能否改善,要看美国的政治态度。美国学界也需努力跨越障碍,让两国的学术交流尽快恢复到过去的良好状态。
中国学界除尽可能恢复与美国学界合作外,还必须扩大国际交流的范围和对象,大力加强与欧洲、东南亚等地以及“金砖国家”的学术合作,在“一带一路”上多建“桥梁”。(完)
受访者简介:

吴家玮1937年生于上海,1949年移居香港,1955年赴美国留学。1966年,吴家玮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他曾担任美国西北大学物理及天文学系主任以及圣迭戈加州大学热斐尔学院院长,并于1983年出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成为美国大学首位华人校长。1988年,吴家玮受邀回港,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供职时间达13年。
回香港后,吴家玮曾先后担任港事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创新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内地与香港科技合作委员会主席以及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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